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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WC排名再跨两级成都带给世界的范式是什么

归档日期:06-11       文本归类:范式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原标题: GaWC排名再跨两级,成都带给世界的范式是什么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成都的变化太快了。”

  “成都的变化太快了。”时隔5年再次站在成都科创型企业聚集地——成都软件园,凯瑟·佩恩已难以辨认。她感受到这座城市迅速成长,以及在国际化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能量。3个月前,她与同事本·德拉德一起到访成都。他们的身份同为世界城市权威评级机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副主任。二人此行目的,是探寻成都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快速融入的原因。在GaWC不定期推出的《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异军突起,引起了他们的主意。2016年名册里,成都的级别连续上升,跨越4级至Beta-。在中国城市中,它仅次于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但就上升速度而言,成都在全球居首。北京时间11月14日凌晨2点,《世界城市名册2018》发布,成都排名继续上升至71位,连跨两级升至Beta+。在学术领域,GaWC的研究以聚焦世界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而独树一帜。他们发现,成都的互联互通性正不断提升,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跨国服务公司已悉数在成都布局。它们相互吸引,在成都形成了佩恩所说的“聚集区”,推动知识经济在成都与其他城市间流动。

  “我们已把成都看作全球功能性特大城市区域不断壮大的样本。德拉德说,还要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广的视角当中,运用更多要素推动它的发展。”

  而作为世界城市的增长性力量,成都向佩恩证明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化路径:由城市规划到产业规划,以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吸引专业化的服务企业。通过已建立起的服务业全球网络,这些经验正在向更多城市输出。

  在到访成都前3个月,佩恩与德拉德前往广州参加学术研讨。德拉德在演讲中提到,就世界城市整体变化来看,全球经济正在向东移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2000年,GaWC发布的榜单中还鲜有亚洲城市身影,但现在已是常客,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在内的亚洲城市,已被看作是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拉德口中的“榜单”,是GaWC自2000年以来不定期发布的《世界城市名册》,被誉为“全球关于世界一、二、三、四线城市最权威的排名”。而作为名册制定者,GaWC也代表了全球世界城市研究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中国城市不断加码开放政策,更将建设“世界城市”定为发展远景目标。在这种新趋势下,GaWC学者们更希望直观感受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的连通度。作为在新一轮开放下加速发展的城市,成都的样本价值正不断显现。在广州的学术会上,德拉德特别提到成都,因其全球网络连接性上升最快。

  “像成都这样,全球连接性上升极其迅速的城市,经济和全球化水平越来越高。”德拉德说,“这些城市中的后起之秀,发展态势非常迅猛。”

  互联互通提升,一方面源自成都不断扩大的朋友圈和基础设施提升。比如,34个国际友好城市、109条国际(地区)航线个国家获批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以及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成都向西开放的门户枢纽功能愈加显现。德拉德对2020年即将投入使用的天府国际机场关注有加。“近年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确实让中国城市在全球连通性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有了一市两场,成都交通方面的能力必定会大大增强。”他说。但在另一方面,佩恩则关注城市对外的“软联系”。

  “在科学城落户的企业中,资金来源有多少来自国外?”“新建的西部博览城是否与周围形成了有效的产业配套?”她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在她看来,要衡量成都的国际化,还要看这些设施能否为城市带来更多“附加值”,这将真正决定城市对外连接的水平。

  早在1986年,弗里曼就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当时,许多现在公认的“传统”世界城市并未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没有出现在世界大城市的分布图当中。这给GaWC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要理解现在的城市发展,必须更多依赖于体系,寻找城市与城市在互动中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佩恩思考的问题是:当城市已将国际化的“准备工作”做好,如何能够真正推动要素流动起来,并真正触动城市内部的变革。她与4家位于成都的先进服务企业面对面座谈,希望挖掘藏在数字背后的“成都经验”。

  根据GaWC的研究,城市中存在一张动态的“网”。编织起这张网的“节点”,正是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先进服务业企业,如银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房地产顾问公司。与观察城市GDP、连通性等硬性指标作为评价体系不同,GaWC利用这些企业的相关来往指标为城市打分,最终得到“世界城市名册”。佩恩在调研中也感受到,在成都,正是这张网与本地的交通、供应链等看得见的网相互交织,在资金、人才的配置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并推动了城市深层次的国际化进程。在开设仅3年的普华永道成都办事处,佩恩见到两位从普华永道其他城市办公网点调任成都的员工,尽管看起来年轻,但她们已是本地办公点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位告诉她,这些“再定位”的员工是当地网点管理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能将发达地区的经验、方法带到新网点。在其带动下,网点还能进一步撬动本地高校毕业生资源。更普遍的模式是,企业通过遍布全球的多个网点合作,共同寻求问题解决之道。这不仅能够促进高端资源流动与汇聚,城市也能在此过程中,被有效纳入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

  戴德梁行大中华区董事容亚当向佩恩举了一个例子,当遇到企业有出海需求时,他们首先整合企业所在地、出海目的地和总公司三地资源,组建“工作小组”。然后研究各地案例,寻求最佳方案,最后找来法律、会计等领域的公司,解决细节问题。在此过程中,信息得以不断汇总,这种信息流动带动了更多资本和商业的流动。

  “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已从工业经济转型为知识型经济。”佩恩解释到,高端服务行业的集中度高,创新性很强,附加值高,且极大取决于知识交换和有技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它们是城市软性的“基础设施”,能够改变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关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在成都,“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地刺激了“软基础设施”的建立。让佩恩感到惊喜的是,成都对国际先进服务企业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扩大。以普华永道成都办事处为例:从4人扩大到超过80个员工,他们用了不到3年时间。戴德梁行高级董事、华西区总经理张裕鹏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这些企业开始倾向于在成都设立更大的公司。“2012年德勤入驻成都时,寻求的办公面积大约是2000-3000平方米;而最近新落户的一家咨询公司,在成都的首个办公区域已经达到40000平方米。这是一种趋势。”他说。

  在与不同公司的交谈中,佩恩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张裕鹏在分析成都城市组织方式时指出,“过去,成都是以圈层结构进行城市发展,但这种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成都希望重塑产业经济地理,因地制宜地寻找特定产业、推动其专业化发展。”

  这让佩恩对这些新生的中国城市有了新的认知。“在英国,比如伦敦,服务业的全球化网络为城市搭建一座国际化桥梁,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基础。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一种逻辑,以聚集区模式吸引服务业,这是另一种方式。”“中国太大了,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策略。政府通常会确定该地区的主要产业,并有的放矢地制定投资政策,吸引特定的产业公司。以此为基础,在相应领域有所长的银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跟进,这样,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进来。”渣打银行华西区总经理兼成都分行行长邱国光说。他说,渣打银行在纽约时报广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在成都,位于春熙路商圈的IFS则是必选项。这些地标不仅为渣打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流量,更提供了完整的商业生态圈。一个例子是,在落户4年时间内,不断有世界500强企业“再定位”至IFS,花旗银行、澳新银行、麦肯锡、毕马威……它们互相推动,造就了成都又一个商业中心。“世界城市是集中性的。”佩恩指出。随着全球80%以上的GDP向城市聚拢,城市的发展愈加依赖规模效应,而世界城市正是要素聚集的产物。显然,在打造集中性上,“成都们”探索出了与传统的世界城市不同的发展路径。对于正在动态变化中的世界城市格局,成都经验还有更大能量。“像成都这样以主动的方式引进服务业公司。”佩恩解释到,“这对大量类似城市,提供了一条可遵循的经验。”不断落户成都的办公网点,由“后来者”变成了连接全球的先进服务业公司的“中坚力量”,并拓宽了城市的国际化边界。容亚当回想起帮助成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情形,“我们发现,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与中国非常类似,这让成都企业能够理解在当地的经商逻辑,并愿意前往开拓市场。”容亚当说,“通过这类机会,我们得以增加在非洲国家的办事处。更重要的是,以前我们用上海、香港等城市的经验来应对成都问题,有了非洲需求,成都就成了被效仿的对象。”“这非常有启示意义。”佩恩感叹到。

  2011年,佩恩就曾到访成都调研企业,那时,“更多是科技类公司”。6年后,再度光顾科技企业的聚居地——成都软件园,她需要旁人指点才能依稀辨认。“成都变化太快了。”她不由说到。张裕鹏更能切身体会中国变化对服务业带来的影响。“我们为某个行业研究出一种咨询方案,大概2、3年后,这个行业的咨询量会急剧萎缩。”他说,“而为了得到某个结论,我们需要比对许多城市案例,中国总是处在变化中,一个城市的情况难以被有效复制和运用。”在研究世界城市时,新需求的诞生也是佩恩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她与英国著名规划大师、GaWC名誉创始人彼得·霍尔(Peter Hall)合著的《多中心都市》(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一书中指出,世界城市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大城市区域的兴起,因为这些城市通过区域辐射带动作用重构了城市与城市间的层级关系,二、三线城市与中心城市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推动各自功能的变化。于世界城市而言,需要与更多的城市相连接,并更多地开放合作。“硬基建仍然是很重要的。”在成都举行的一场分享会上,德拉德说,“但对于想要成世界级的城市,比如成都,更需要深入理解,什么元素对它自身更重要;这些航线、企业到底能为城市的国际化带来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佩恩向观众展示了一组数据。在分析纽约、伦敦、香港等世界城市时,他们绿色、旅游等因素也被纳入评价体系当中,以此寻求各个城市国际化的比较优势。佩恩分享到,“从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中国对公园城市的强调,成都在绿色环境的打造上做的很好,这是中国许多城市应该努力的方向。”她也注意到,成都在人才吸引方面有了更多的着力点。“我们与在成都营商的企业家对话时发现,他们不仅看到了这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打动他们的还有这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而对于已实现“暴力拉升”的成都,更多人希望了解,其迈进国际城市更高层级的可能性何在?佩恩回忆起霍尔在多年前在中国时的见闻。当时,霍尔给出的结论是,上海、广州两座城市的国际化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联动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研究城市集群,要看集群是否能够真正为其中的城市带来实际增长。几十年后,我们研究认为,在中国,达成有效合作的城市群仍然有且仅有这两个地区。”她说。他们的观点也引起现场嘉宾的关注:正在建设中的成渝城市群能否推动成都国际化的进一步升级?在佩恩看来,最重要的是继续推进合作。“各个城市之间通过互动,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并形成合力,能够推动这些城市融入全球的互联互通的网络中。”她说,“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成都可以探索出自己的发展路径——成长为以智慧产业为主的功能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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